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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安媳妇一连多日寝食不安。冬天来了,到了这个寒假,长子昌喜就将中学毕业。依照最高指示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已成无可逆转的历史潮流。只是看见昌喜身材单薄的样儿,母亲心里不免有些担心,这样的体格,哪里能干农村重体力活儿?
“能不能想想办法,”夜里躺在炕上,妻子和丈夫商量,“哪怕再等一年也行。你看看他那腿,麻杆似的。”
“别惯着他,”恒安说,“他又不是读书的料,学习不好,又不能干活,将来岂不成了秧子?”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,”妻子说,“我只是想让他呆在家里,再长一年身子,等壮实一些,到了农村,我才放心。像他这么单薄,到了农村,我怕给累出了毛病。”
“等我想想办法吧。”恒安说,“其实学校的学生,差不多都这样。”说完,翻身睡下了。
早晨起来,昌喜吃过饭,背起书包要上学去。恒安坐在桌边,及时拦住了他,“等一会儿,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。”
“体检?”昌喜眼珠了翻动几下,傻愣愣地问,“我身体好好的,做什么体检?”
“你爸让你怎么,你就怎么着,”母亲在一边帮腔道,“你是家里的老大,要给弟弟妹妹做个表率。有些事,一时半会儿弄不懂,就别问,听话就行了。”
母亲没头没脑的一席话,说得昌喜越发糊涂。放下书包,等着父亲领他去医院。
“你先过来一下。”恒安放下饭碗,漱了漱口,走进里屋。昌喜稀里糊涂跟了进去。父亲指着椅子说,“你坐下。”昌喜听了,懵懂地坐到椅子上,听父亲教他,“待会儿,到了医院,上楼时,你快走几步,要让自己觉得累。大夫要给你测血压时,你要脚尖着地,脚跟抬起,小腿发力,屁股上翘,做出将要起身的姿势,就这样……”父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,先给他演示一遍,而后让儿子学着演示了几遍,觉着差不多了,才领着昌喜去了医院。
到了医院,昌喜照父亲说的去做,一测血压,大夫吓了一跳,“天啊,这孩子怎么啦?小小的年纪,血压这么异常,高压都二百一啦。”
昌喜听了,心里紧张起来,刚要说出实情,见一边的父亲给他使了眼色,才闭上嘴巴,咬着嘴唇不说话。
“大概是遗传吧。”父亲赶紧解释说,“孩子他妈就有这毛病。给开张诊断书吧,大夫,我想让他在家休息一段时间。”
开诊断书,又不需要大夫掏钱,患者又确实有病,大夫乐得送个顺水人情,提笔开了病休三个月的证明。
出了医院,恒安让昌喜一个人回家,自己带着诊断书去了学校。都是一个学校的同事,恒安人缘又好,又有医院出具的诊断书,昌喜的休学手续办得挺顺,中午父亲回来,就正式告诉他,可以在家里呆到下一个寒假结束,等到明年春季开学,再回学校,在毕业班再呆一年。这时,昌喜才明白,一早父亲带他去干的这些事,只是为了让他留级一年,推迟一年下乡的时间。意识到这一点,昌喜心里有些不快。留级生,多暂都会让人小看的,尽管自己学业不佳,学校也不正经授课,昌喜却对自己留级的事,一直耿耿于怀。
担心昌喜呆在家里,会和街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走近,母亲给他分派了任务,母亲说,爷爷老了,行动不便,得要人照料,叮嘱他每天一刻不离地守着爷爷,照料好爷爷的起居。
在家里,恒安夫妇称世德二大爷,却让孩子们直接喊爷爷。世德并没到随时都要人守在身边照料的年龄,身体还挺结实,只是心里清楚孩子母亲的真实用意,也就不好回绝。世德很快就发现,其实恒安媳妇的这种担心,实在是多余的。因为昌喜性格木纳,寡言少语,成天眨巴着一双死鱼眼,呆坐在一个地方,一坐就是小半天,常常是你不指使他做什么,他自己是不会主动去做的,从来不愿意和外边的人交结,这一点,倒是和他父亲的大伯世义有些像,只是世义小的时候,聪明好学,父亲教他背书,只消一会儿,就烂熟于心;昌喜却不然,成天背着书包到学校,坐在教室里也很像样儿,神情专注地听老师讲课,可听过之后,像没听一样,你问他听懂了什么,他就所答非所问。好在他上学没几年,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,学校里也不正经上课,也没什么考试,他平日在教室里能坐得住,从不惹事生非,更不敢去造老师的反,甚是受老师的喜欢,居然让他当了班长。世德觉得,较比而言,老二昌乐,倒是和自己有几分像,这孩子性格开朗,行事豪爽,爱结交朋友,有时也爱耍点小聪明,在学校里人缘极好;和自己不同的是,昌乐刚入学时,爱学习,学业极好,若不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,将来考上大学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,这一点,连孩子的父母都不怀疑。运动一开始,停课闹革命了,昌乐在学校里就呆不住了,成天到街上野跑,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,一次组织同学打群架,还被子弄到派出所去,气得恒安领回家里,忘记了早年对孩子们的承诺,也忘记了自己一小时挨母亲拿鸡毛掸子狠抽的伤心事,抓起鸡毛掸子,狠抽昌乐的屁股,痛得他满地乱蹦,直到哭叫着发誓,再也不和街上混混们来往了,恒安才停止抽打。幸亏母亲看得紧,昌乐才勉强没有变坏。可是第二年冬天,当父亲在母亲的怂恿下,要带着他到医院看病时,昌乐警觉地问父亲,“你想让我留级?”
“这是为你好,”母亲在旁边劝导他,“你看昌喜,这一年在家里休养,身体都长壮了,这样到农村,才不至于累坏。”
“强壮的身体,不是休养出来的。”昌乐说,“是在聪明头脑的安排下,通过适当的锻炼获得的。”昌乐像一个辩士,和母亲争论道,“我上同学李直道家玩,李直道他爹给我讲,从前日本人在时,在西海的龙王庙修军事要塞,抓了大批中国劳工。劳工中有中国把头,提着镐把看着你干活,干不好就打;还有日本宪兵端着刺刀逼着你干,干不好就戳死你。一些身强力壮,头脑简单的劳工,怕打、怕死,就听话拼命地干。日本让他们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,便是铁打的汉子,不停地干,最终也得累死,日本人看哪个劳工累倒下了,快要断气了,就命人抬到龙王庙山前的大坑里扔掉,就是现在的万人坑。那万人坑里死掉的,大多是身体强壮的劳工。相反,一些聪明的劳工,就存活下来了。为什么?就是因为人家知道,听话、拼命地干活,迟早会累死,人家就出工不出力,别人撮一锨土,人家就撮半锨,或是只撮锨尖那么一点点;别人撮完两锨,人家慢慢腾腾地只撮一锨。日本人看管劳工干活,你只要不是停下来歇息,日本宪兵和中国把头就不能把你怎么样;相反,一些人拼命地干,干累了,停下来歇息一会儿,就要遭到毒打。这样一来,你算一算,日本人虽说逼着劳工们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儿,可聪明的劳工,实际上只干了八小时的工作量,甚至还不足八小时的工作量,当然累不垮的。为什么?就因为人家知道磨蹭呀,要不咱们这里现在怎么还会有‘磨洋工’这个词儿呢?就是在日本人刺刀下总结出来的保全性命的法宝。现在上山下乡,也是这样,我听说,现在农村的社员,大都很精通这一套,一些蠢人,队长分派了活儿,就拼命地干,干累了,歇一会儿,队长看见了,就会说你,说你偷懒,不给你高工分,而一些聪明人,磨磨蹭蹭不停地干,一天只干一点儿活儿,却能拿高工分。各人精神和人使,反正我不想在学校留级,多丢人哪。”
昌乐的一番表白,正合恒安的心思,觉得这孩子讲得有道理,望了妻子一眼,说,“他不愿意,就算了吧,正好他们哥俩一块下去,彼此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既然丈夫和儿子都这么想,妻子也不再坚持。过了元旦,母亲就开始给孩子们准备下乡的被褥。担心农村太冷,特意给两个孩子缝了两床厚被。
一月中旬,学校开过毕业典礼,紧接着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。在一阵热闹的锣鼓声中,几辆卡车,载着一些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,驶出了城区,在送行母亲的泪水中,消失在通往乡下的公路上。昌喜兄弟到三十堡公社插队去了。
春节到了,知青们放假回家。一进家门,母亲吃了一惊。只几天的功夫,老大昌喜人就瘦了一圈,昌乐稍好一些,除了面色变黑了,人倒没怎么变样儿。
“我哥要入党呢,”看见母亲一脸的惊愕,昌乐幸灾乐祸地笑嘻嘻说,“贫下中农都夸我哥会干活儿,是个好苗子;我却不行,偷懒耍滑,长了一身蠢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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