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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句丽,是一定要打的,而且,以大唐如今的军队作战能力,是一定能够打得下来的。任凭他山关险阻,几堆炸药过去,也能给他抹平了去。
不过,即便是如此,也是急不来的。
其实,现在打高句丽的阻力,不在于高句丽。理由和出兵的借口实在好找,实在不行便就是自己制造一个,也不是不行。现在出兵高句丽的阻力,其实是在大唐国内。
毕竟,前隋三征高丽,无果而返,空葬无数汉家子弟,又引发了各地的起义,最终造成了隋朝的灭亡,这个教训太大了,也是朝臣之中持反对意见的朝臣们的理由来源。
也正是因为此,若是此时便发动对高句丽的征伐,那么民间的百姓们必定要回想起来当年炀帝三征高丽所带来的后果,必定要产生恐慌,甚至于恍惚中又回到了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日子,那种惧怕会再度回到百姓们的心中,让他们做出失去理智的事情来。
要杜绝这种现象,使百姓们从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阴影中走出来,需要两个必要条件。第一个,是需要让百姓们知道,并且相信,如今大唐军队之强大,高句丽已经全然算不得威胁,这场战争,也不会像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战争一样害的百姓家破人亡。第二个,就是引导民意,使百姓对高句丽产生怒火,产生愤恨,继而令百姓自发求战,盼望朝廷可以兵发高句丽,就如同之前百姓们渴望朝廷兵发突厥一般。
如此一来,征伐高句丽,就不再是“朝廷的决定”,反而是“天下百姓的决定”,朝廷征伐高句丽,也就不再是帝意所为,而是顺应民意。这样,就能够获得百姓对于战争最大程度的支持。
原本的历史上,十年之后,泉盖苏文才会造反,诛杀高句丽大臣一百多名,杀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。夏鸿升想要让这个时间提前,让泉盖苏文早些彻底掌控住渊氏家族,尽快激发他心中的反意,甚至为他暗中提供便利,是他造高建武的反。高句丽既然得李渊册封上柱国,便是大唐名义上的附属国。附属国发生政变,大唐身为宗主之国,理当拨乱而返正,为高建武报仇,诛泉盖苏文。正如方才所言,其实兵发高句丽,理由很好找。那白骨京观就算是一个。但是也是由于大唐国内的原因,眼下不能够立刻发兵。这些时间总不能让它空着,所以,用各种方式引诱,或者逼迫渊氏家族造反,既削弱了高句丽,又为大唐提供了合理的出兵理由,更为大唐国内关于征伐高句丽的酝酿赢得了时间,一举三得。
使渊氏家族造反,其实并不难实现。一来,这个家族如今本就在高句丽权高震主,对高建武产生了威胁。二来,渊太祚及渊盖苏文二人恶名在外,反对者众多,却都因其掌握军政大权,故而也对其无可奈何。三来,渊氏家族依仗军政大权,本身也是傲慢失礼,心存他念。
所以,只消大唐间谍在高句丽多番运作,互相嫁祸,相互离间,那么激化渊氏家族同高建武之间的矛盾,并非难事。
不过,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。
这个问题不解决,大唐的军队到了辽东,就会极大的减弱战斗力。
御寒。
大唐如今的御寒之物,根本抵不过辽东地区的寒冷。一旦战争延续到了后半年,高句丽人就会占据上风,而大唐的士兵,就会因为受不了当地的严寒,而发挥不出应有的战斗力。
自夏以来,约四千年中,中国古人的衣料,大致在前三千年是以丝、麻为主,之后的一千年,才逐渐转变为以棉花为主。在头三千年之中,王室贵族之流,用羊皮、狐白裘等高档动物毛皮保暖,而且庶民也可以用劣质的羊皮或者狗皮来御寒。同时,另外,《周礼》对天子、诸侯之服有很多讲究,裘属于亵衣,穿法为:内衣--裘--裼--袭,外面一定要罩上衣服。外面的裼衣、袭衣的材质,也随地位财富的高低多少,而有优劣之分。所以,保暖效果好的兽皮之类,一来产量很低,而来,即便是有,也是在王公贵族们的身上,而广大的行伍中人是没有资格穿的,他们只能用一些劣质的兽皮,但是保暖效果,就大打折扣了。
另外,中国自夏商周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,中原大地除了栽种粟、麦、稻等粮食作物外,主要栽种桑、柘、大麻、苎麻等。白居易《秦中吟·重赋》诗说:“厚地植桑麻,所用济生民。”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土地的垦殖,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,此种景象,后世之中国已不易设想,更无以复原。当时广泛种植的丝麻,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,麻更是可以制作成麻绳之类。而丝絮,则是制作被褥、冬服等御寒保暖之物的原料。《重赋》诗描写“官库”内“缯帛如山积,丝絮似云屯”,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,即是供官员、军人作冬服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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