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章 卢文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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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一次唐福海的事儿，江苏丰没去见卢文昭，挺过来了，但这一次，八成够呛。

实在没辙了，江苏丰点头，道：“好，你去安排一下。”

安排个屁！心里蔑视了局长大人一下，李德成躬身出去安排了。

实际上，李德成出去就是到隔壁打个电话，问问卢文昭这会儿在不在家。

其实，这个电话在局长室里就可以打，但碍着江苏丰的面子，李德成只好多走两步路，到隔壁的屋子去打了。

不一会儿，李德成进来，禀道：“局长，安排妥了。”

江苏丰问道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李德成道：：“事不宜迟，您这就可以去。”

点了点头，江苏丰道：“好吧。”

这戏演的，跟真有那么回事似的。李德成跟在江苏丰后面往外走，心里一面鄙视自己的局长大人，同时也一面暗自得意。就因为他能始终不露痕迹地维护江苏丰的脸面，江苏丰才这么器重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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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府在正阳大街。

这一刻，在书房里，卢文昭正大发雷霆，坚硬的枣木面桌子，被一式卢家横腿扫个四分五裂。

卢文昭如此愤怒，不是因为自己的私事，而是因为国事。

在今天的报纸上，刊登了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的演讲，题目是《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》。

在这篇演讲中，蒋介石为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做了辩护。

蒋介石认为，从九一八事变以来，政府对于外交有一定之方针，即坚持不屈服，不订损失国权之约，并尽力抵抗自卫，同时诉之国联，请其根据国联盟公约为公道正义之处置，以保障世界之和平。

循此方针，就大概不致犯错，但国人认为国联无制裁**之能力，要求政府退出国联，又反对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，而要求政府对日宣战绝交。

蒋介石认为这是错误而危险的，他说：“寇深至此，国人尚群言庞杂，莫所折衷，余意政府必须明定外交方针，负责执行，以求此问题之解决，断不能因循坐误。”

蒋介石坚决反对对日绝交宣战，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国防实力，如果对日绝交宣战，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实力，绝不足以抵抗日军，如果开战，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，在三日内必悉为敌人所蹂躏，到时候，就是想不屈服也不行。

而且，日本采取的是战而不宣的方式，目的就是避免宣战的责任，以减轻国际的责难。现在，我明明尚无可战之实力，而昧然对日绝交宣战，这不仅给日本把责任加之于我的机会和恣行无忌的口实，并且自己丧失了国联盟约的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的权利，还会背负中国破坏公约破坏和平的责任。

据此，蒋介石得出结论；绝交与宣战是绝路，是自取灭亡。

他说，我政府之外交方针，除对日绝交及对日宣战二者之外，其他方法皆可择而行之，国民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，协助政府而且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，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，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迟速，皆应与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，而我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，就在于绝对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。

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来，卢文昭一直都气恨难平，他既愤恨日本之猖獗，更对国民政府所应所对愤恨失望之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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