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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赣州通往广东韶关的官道上,一支三万人规模的清军部队,正以极为缓慢的速度缓缓前行。
南国的春天来得特快,这不刚刚二月下旬,道路两旁便满是绿色,和煦的春风轻柔吹拂,让行军中的清军战士浑身舒畅恨不得倒下睡个大懒觉。
此乃新任两广总督吴可,所率赴任逼兵马。
从正月下旬出发,三万精锐清军横穿整个江西,路上蟊贼太平军势力无比胆战心惊,不敢对这支过路清军部队有丝毫挑衅之意。
人的名树的影,吴可全凭赫赫战功立下的名头可不是吹出来的。
太平军在吴可和麾下乡勇队手下,吃过多少亏损失了多少精锐人马?
吴可‘剿匪总督’的名头也不是开玩笑的,每每就任一地首先做的便是清剿当地土匪山贼势力,手段狠厉行动间更是雷霆万钧势不可挡。
江西太平军残余势力,经过与湘军多年来的拉锯战,早已不复当年之勇只能在乡下地方苦苦挣扎,之前所占州县城池全部落入清军之手。
因为连年战乱,整个江西的秩序都一片海军乱,到处都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山贼势力,凡是地势险要的山就飘扬着名头甚响的绿营旗帜。
可以说,自从湘军入赣作战以来,除了逐一收复陷于太平军之手的州县城池,对于江西秩序的破坏当负首要责任。
别以为曾国藩是什么好人,湘军上下也没啥好鸟。
因为军费大部都需自筹,湘军又不像乡勇队有诸般产业支撑,财政缺口之大可想而知。
也因此湘军军纪良莠不齐,给江西的地方秩序带来极大不安。
江西地处长江中游,又是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湖南和湖北六省交界之地。这对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来说,是必守的门户,而对肩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军来说,又是扼敌致死的咽喉,江西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。
曾国藩有过一次比较详尽的叙述,那是在1855年初湖口之战后,太平军乘胜直捣武汉三镇,上游空虚,咸丰帝急令曾国藩率军上援,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居然婉言申辩,拒不奉旨。
他那是就提出了“其难有三端,一则浔郡为长江腰膂,陆军未能轻撤;一则内湖水师乘春涨可以由湖口出江,所虑在既出以后,孤悬无依;一则金口水陆诸军饷项缺乏,若再添师前往,更无可支援,恐饷匮而有意外之虞,臣实乏良策,惟有坚扼中段保全此军。”
曾国藩的不奉旨,无非怕失去长江中段的地利,无法保全他的水师陆军。在江南作战,十分重视水师的作用,保有江西,便能充分利用鄱阳湖,成为水师的巢穴,这一着是很恶毒的。
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:“余办内湖水师,即以鄱阳湖为巢穴,进而切断转战湖北的太平军与其首都天京的联系,间或出江剿贼,亦不过三分之一,与贼鏖战。
剿上游则在九江、武穴、田家镇处游弋,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,利则交战,不利则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。剿下游则在彭泽、望江、安庆等处游七,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,利则交战,不利别亦退回鄱阳湖巢穴之内。如此办理,
则上游武穴之贼与下游金陵之贼,中间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,其势不能常通,亦足以制贼之命。”
既要将鄱阳湖作为水师的巢穴,自然必须保有江西;而控制了鄱阳湖也就控制了长江中段,湘军水师才能纵横内湖外江,可进可退。
一旦羽翼丰满,时机成熟,它便可以顺流而下,为剿灭太平军事业发挥最后一击的作用。地处长江中游的江西,被曾国藩称为“长江腰膂”的九江,自然成为他必争的战略要地了。
而湘军的银饷主要是自筹,这使得江西与六省交界的地理位置显得分外重要。筹措银饷是曾国藩最感头痛的事,他常对湘军将领说:“今之办贼,不难于添兵而难于筹饷。”
曾国藩兢兢业业地“惟当力保广、饶以通苏、杭之饷道,先剿抚、建以固闽、浙之藩篱。”又亟亟乎要求“上海抽厘金拨解臣首专济楚军之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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