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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元1892年,壬辰年。
在东洋近代史上,这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一年,这一年的东洋发生了太多的大事——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“关东会战”,将一个民族拖入黑暗之中。还有决定中国命运的“壬辰之战”,令一个民族看到希望的曙光。
正如同四百年前的“壬辰年”一般,东洋的命运再一次决定于“壬辰年”,在“壬辰”的诸多大事之中,有太多的小事,被历史选择性的无视了。或者说,被直接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之中,其中真相纵是当事亦无法说道清楚。
或许,真相,从来说不曾重要。”
《东洋史要》桑原藏
硝烟,在清晨时分,硝烟终于散尽了,此时的杭州城却是满目疮痍,到处都是断垣残壁,城墙垮塌了,房屋倒塌了或在烈焰中化为灰烬——在过去的三天中,北洋舰队的舰炮不断的轰击着这座城市,从而令这座首义之城化为废墟。
在垮塌的城门楼上,一面蓝底的日月旗依然仍风飘荡着,如过去一般,这日月旗似乎是这个民族不屈的标志,与日月共存的象征,但在城墙下,却是一张张疲惫的、茫然的以至于有些惶恐的脸。
败了!
曾经声势浩大的起义,在数十营淮军、练军精锐多路夹击下,被镇压了,而从宁波登陆的一镇台湾新军,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相比于淮军、练军,台湾新军无疑更为精良,更为骁勇擅战。
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。临危受命接过浙江大汉民军指挥权的前军事顾问李勤玉,则不得不以寡敌众,一路惨烈应战,却又一路溃败后撤,号称十万的的浙江民军伤亡极为惨重!滂沱大雨中。满地的泥泞里,背着枪的残军冒着风雨一路边打边撤撤往杭州。
这几万部队中,有不少是断了手,截了腿、削了脸,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,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眷屠以及步履蹒跚的难民。而在杭州等待着他们的却是北洋舰队的炮击。而在持续三天的炮击之后,一个消息在昨天夜间传了出来——在杭州湾,有一支船队在等着他们,只要上了船,便能撤到关东去。关东在什么地方,没有多少人知道,可对于许多人来说,那里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活命的地方。至少对于那些将辫子剪掉的青壮来说,那里能保住他们的性命。
人们都在往一个方向走着,十万军民往着一个方向走着——码头,几十艘商船候在杭州湾,风在吹。云在走,海水在涌动着。
在杭州城外的教堂中,外国神父用笔记下的这一一在。不带有一丝的情感。
“运送难民的船队在杭州湾外海等待着,根据目前的消息,北洋舰队似乎无意阻止他们,也许是无力阻止他们逃往东北——舰队在对杭州城的炮击中耗尽了最后一发炮弹,他们已于昨夜返回吴淞补充炮弹。
尽管许多人逃离了杭州,但在杭州城。日月旗依然未曾降下!谭都督是否随同难民撤退,似乎是目前最令人好奇的问题。”
当城外教堂中的神父用好奇的语态记录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。在杭州城内曾经的巡抚衙门,现在的“大汉都督府”内。满面疲色的谭嗣同,又一次用满怀深情的眼神看着这座都督府,他所怀念的并不是都督府的荣华,他无法舍弃的是身为汉民的骄傲。
“谭先生,是时候离开杭州了……”
穿着西装的福岛四郎,看着谭嗣同郑重其事的说道,这次从杭州的撤退,多亏统监府同李鸿章达成了协议,利用北洋舰队往上海补充弹药的当口,用商船把撤离杭州的志士和其家眷撤往东北,作为都督府顾问的福岛,现在更关心的是谭嗣同能否顺利撤出杭州,至于其它人——他根本不在乎,他的任务很简单,确保起义成功、评测起义效果,而最后,则是保证起义失败后谭嗣同能够活下去。
“离开?”
谭嗣同冷冷地打断了福岛的话,甚至都没有去看上他一眼。
“我之所请你来这,并不是要请你帮我离开杭州,虽然我很感谢子然的帮助以及和你们在危难时相助。但我是不打算走的。我今天来,只是有一包东西要交给福岛先生带出去……”
“可是,谭先生!”
一听谭嗣同不愿意走了,福岛惊看着他大声问道。
“你怎么可以留下来?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、是死路一条的!”
是的,纵是统监府打着“为国惜才”的名义,给杭州的志士们争取了一条活路,可如果谭嗣同留下来,到时候纵是大人亦很难保下他。
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谭嗣同点点头,神情坚定的说道,
“并且我非常赞成你离开杭州,同样赞同其它同志离开杭州,革命是一种分工合作,目标虽然一个,但每个同志所站的位置皆不相同,有在前面冲锋的、有在后面补给的、有出钱的、有出力的、有流血的、有流汗的。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,也必须我留下,其它人都要离开,走到外面去、走到东北去,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。”
“唉,谭先生!你怎么这么固执!留下来,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?留下来做牺牲品,又有多少用处?不行,不行,你必须要和我们一起走,不能这样牺牲掉!”
福岛连忙劝说道,他的其中一项任务,就是要确保谭嗣同的安全,对于大人而言,眼前的这个人无疑是极为重要的,他必须要加以保全。
“福岛,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?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,不走的人、牺牲的人,也是在做事、做积极的事;走的人、不先牺牲的人。也是在牺牲,只不过是长期的、不可知的在牺牲。所以照公孙柠臼的说法,不走的人、先牺牲的人,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;走的人、不先牺牲的人,所做的反倒比较难。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。自己挑了容易的,不走了、先牺牲了。我今天也想这样。我把难的留给子然和其它的同志去做,以后路还长得很,而且更加艰难,我想……我想了又想,决心我留下来。”
谭嗣同的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。
“谭先生。怎么能这样!公孙杵臼、程婴所身处的时代跟我们不同,怎么能一概而论!”
“没有不同,大体上完全一样。我们和公孙杵臼、程婴一样,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,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。用牺牲来鼓舞其他同志继续做长期的奋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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