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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灯初上,灯火阑珊,军营中号角阵阵,议事厅中的谈话却是还未散去,在这之前刘峰也与徐福谈论过海上贸易一事,但却未详尽的了解过。
但此刻他在徐福的口中,却听闻了此时,关于海上贸易最为兴盛的一面,不得不说徐福是个人才,他不仅知晓眼下的海上贸易的关键,还通晓整个海上贸易的历史。
这海上贸易自古有之,秦时有徐福东渡日本,带去了数千童男女和“百工”的同时,也带去了中原的桑蚕和先进的农业技术,因此,日本人尊徐福为“蚕桑之神”。
汉时则有了对东南亚的往來记载,《汉书?地理志》里曾保留了这样一段史料,其意大致如下:自汉朝日南障塞和徐闻、合浦等地,都可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,其航海经过之处有都元国(今苏门答腊东北部),邑卢沒国(缅甸勃固附近),谌离国(伊洛瓦底江沿岸),步行可达夫甘都卢国(缅甸的卑谬,唐骠国)又航行道黄支国(印度南马德拉斯西南),再南到已程不国(约今斯里兰卡);回程时经过宗皮(新加坡西边),然后到日南郡最南边的象林县才结束航程。
介绍海上贸易之时,不免的会扯出陆上的那条著名的丝绸之路,这条沟通欧亚大陆的交通线,在历史上对东西方商业、文化的交流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。
但是却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,是西域一带常常被游牧民族截断,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地战争频繁不断,控制权经常易手,一旦中原政权失去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,路上丝绸之路马上就会被阻断,正因战争频繁的出现,最终将贸易的主导权让位给了海路。
而海上贸易最大的优点,便是不用担心被敌人阻隔,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,沒有任何一个有实力和天朝对抗,尤其是那些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,再也无法威胁到天朝的贸易通道。
而且,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个特点,就是成本低,利润高,民众可以大量地参与,这样就极大的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。
所以也有了四大港口的出现,广州港,这个被誉为当世第一大港,便应运而生。
海上贸易范围更是已经覆盖东亚,东南亚,南亚以及东非,其范围之广,前所未有。唐中期以后,中国扩大了与波斯湾之间的远航,并开辟了通向东非的航线。到了唐朝中期,随着大食定都于巴格达,中国通向波斯湾的航线出现了新的突破。高仙芝在中亚战败以后,唐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进一步加深,也积极的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。
而与东亚、东南亚及南亚地往來早已有之,至唐朝时期仍然往來不绝,且有加强的趋势。唐朝时,新罗商人來唐贸易的很多,从山东半岛的登州、牟平、文登,到江淮一带的扬州、楚州,都有他们的足迹。
日本前后数十次次派遣唐使來中国,最多时人数超过五百人,“名义上是朝贡,实质上是以贡品换取中国赏赐的丝绸为主要目的”,两国的贸易交往已开始使用货币,足见其交往之甚,与此同时,同东南亚及南亚诸国的贸易,也因波斯湾航线的取道而兴盛。
从海上丝路的规模來看,单就贸易的数额來说,据推测也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数目。
在唐后期,广州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,从船运数量上來看,每年來广州的船舶数量不定,少者有二三十艘,一般的有四十來艘,大历五年到广州贸易的大小蕃船,竟达四千余艘。如每艘装载量为五十吨,则此年广州外贸货物的吞吐量即达二十余万吨。在这个时代,这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。
徐福侃侃而谈,“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,贸易商品的种类也越來越多。波斯商人从东非、东南亚运來宝石、珊瑚、玛瑙、香料、药品及动植物。”
“交换中国地丝、瓷、纸、大黄等物品。唐代南诏通过交通线同缅甸交流的货物有、缯帛、琉璃罂、琥珀、光珠、瑟瑟、海贝等。”
“新罗与唐朝之间的贸易很兴盛,从中国运往朝鲜的有各种金属工艺品、丝织品、高级袍服、茶和书籍,由朝鲜使节赠送唐朝的有金、银、人参、毛皮等。唐朝和日本之间的贸易,主要是输出丝绸、瓷器、铜铁,输入白银。”
刘峰频频点头,听得也是津津有味,不是的插上一句嘴,讨问一句。
见刘峰听得起劲,听的认真,徐福呷了一口茶,继续向刘峰介绍着,“随着战乱的爆发,各地节度使群起割据,相互攻讦,登州、胶州、莱州、海州等地的港口都受到破坏,北地的海上贸易才为之一遏。”
“而范阳府如今的海贸一大多数是走的新罗、日本等地,但日本航线虽然利润丰厚,若是时机不对,也会亏本的,日本时不时都会爆发战乱,如果靠岸的时候刚好遇到战乱,那就麻烦了。且日本和新罗的民众数量毕竟少,也贫穷,消费能力很低,不能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。”
“所以海上贸易还是要走出去,走南洋航线,多数人是从扬州、杭州、泉州、广州等地出发,沿着南洋一直到波斯甚至是更远的红海地区,沿途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很多,使得贸易的货物种类也很多,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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